发布日期：2010-4-7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2010010期封面
垃圾政治
有人留意过自己每天扔出的垃圾吗？一点烂菜叶，几节废电池，易拉罐，塑料袋，或许还有刚刚擦了鼻涕的几张纸……
我们通常也就是把它们打成一包，出门走上几步，将这些生活的“废物”扔进垃圾桶。当清洁工们拉着清运车把它们弄走，我们似乎觉得，它们就此消失了。
但人类产生的垃圾，人类必须消化掉。无论是把它们简单堆积弄得臭水横流、蚊蝇乱飞，还是把它们运进专门辟出的填埋场，或是送进高科技的焚烧炉，都对环境造成负担乃至污染。直到近些年，随着对垃圾焚烧争议四起，人们才恍然惊觉：原来这些垃圾还可能会产生致癌物质——二恶英类污染物。
垃圾并没有消失，它成了搅动社会的一大难题。在上海江桥、在江苏吴江、在广州番禺，在许多别的地方，由政府主导上马的垃圾焚烧项目，已然相继遭到民众的抵制，并引发纷争、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
根据有关数据，这种因垃圾而生的纷争和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极可能扩大化、普遍化，因为仅2010年国内拟建设的垃圾电站项目即达41个，项目遍布国内16个省市自治区。
一个不争的背景事实是，垃圾正在包围城市，我们产生垃圾的能力远远强于我们处理垃圾的能力。然而在解决垃圾围城的危机之前，政府首先遭遇了信任危机，传统的执政方式面临严峻挑战。
垃圾处理，从政府角度是行政职责所在，从专家和研究者角度是技术和科学问题，从垃圾处理企业角度是利润问题，从民众角度则事关个人权益。当这种种利害纠集到一起，便远远超越了一个环保问题，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政治问题。
现代政治的应有之义便是各方利益平等有序博弈最终达成共识。但在“专家论证、政府拍板”的传统决策模式下，民众的意见长期被忽略甚至曲解。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日渐觉醒，以及一群富有公民意识、理性成熟的民众群体的崛起，新的博弈格局势将形成，从而对政府的执政智慧和能力带来全面的考验。
最新的案例发生在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反对派民众在历经与政府的冲突之后，拿出了己方有关北京垃圾处理的可行性报告，以“垃圾参政者”的姿态，试图参与决策。而政府方面也表现出了善意，在2月下旬派往日本考察垃圾焚烧的7人考察团中，给予反对派意见领袖一席之地，从而于垃圾困局之中开启了从冲突走向对话的“破局之旅”。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以怎样的方式消化掉我们产生的垃圾，这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显然已超越专家们的技术学说和政府的一己主导，而需要一场更为广泛的社会讨论和参与。在这样一场社会参与中，厘清各种利益纠葛，界定权力与权利的边界，推动政府执政方式的转变，也促进公民自我教育和成长。所有这些，也许可以使“垃圾运动”成为一个契机，为中国重新建构政治社会体系磨合出新的可能。
有理由相信，处理垃圾问题的过程，将是政府与民众共同成长的过程。
或许可以这样说，垃圾是一个支点，借助它，可以尝试撬动政治。
阿苏卫的“垃圾参政者”
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的居民发现，聚众抵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把自己变成参政者，和政府互动也许是更好的主意
本刊记者/汤涌
3月3日，“驴屎蛋儿”(网名)从日本和澳门考察回来了。
“驴屎蛋儿”本名黄小山，是一位律师，作为唯一市民代表被北京市政府邀请赴日考察垃圾处理技术。
考察团于2月22日从北京出发，成员共七人，除黄小山外，还有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管委”)的官员、专家和两位记者，整个考察历时10天。
“民意代表”，媒体这样称呼黄小山，政府官员则更愿意称其为“市民代表”。无论哪种称呼，都让这位律师感到压力巨大，中国各地的垃圾焚烧项目在2008年和2009年引发了30多个城市的群体性事件，从而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
此次赴日考察，被一些人视为打破中国垃圾处理僵局之旅。黄小山没有这样乐观，就在几个月前，他因为反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上街“阻碍了公共秩序”而被拘留。
走出拘留所之后，黄小山和他所在的奥北社区居民选择了一条对抗之外的道路——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
雨天“散步”
2009年9月4日上午，黄小山和他的邻居们把50多辆车从北六环开到了东三环农业展览馆。100多名奥北居民穿着蓝色文化衫，上写：“反建阿苏卫，保卫北京城。”
“阿苏卫”来自蒙语“阿速”，意为“守卫”，过去为驻兵所在。现在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附近，即将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奥北社区距这座垃圾焚烧厂的直线距离在3公里以内。居民认为垃圾焚烧会带来二恶英等严重污染，坚决反对。
那天北京阵雨，他们打伞站在“2009环境卫生博览会”的入口前，沉默地举着手中的纸——“坚决要求政府立即执行垃圾分类措施”。博览会的展厅里，有一座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模型。
五分钟内，警车一辆一辆赶到，黄小山看见有人小腿在不住地抖，“大家都很害怕”。
共有七人被拘留，带头的黄小山被第一个带走。
进到“号子”里，黄小山哆哆嗦嗦，头发打着绺，鞋袜湿透。看望他的朋友把现买的线袜子和懒汉鞋从铁门上的小窗里扔进去。“没想到一个律师会有这样的经历。”黄小山苦笑着。
势单力孤的“富人们”
9月4日“散步”之后，奥北人的士气空前低落。政府也同样感受到压力，60周年国庆在即，市管委专门派了四位处长赶到奥北地区“做工作”。
“这种征求意见的工作应该在决定项目之前就做。”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说，“到出了群体性事件之后再做，双方都会不信任。”
之前市政府没有广泛征求过当地居民意见，交流是在上下级之间进行的。北京市政府问昌平区政府，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行不行，昌平区政府提的条件是，可以，但是要拆迁周围2000米内的四个村庄。
奥北居民和四位处长的谈话并不愉快，他们不信任处长们的保证，决定继续向政府施压。
他们认为上次“散步”效果不彰是自己人数太少，于是组织万人签名活动，游说周边楼盘居民加入——在东南方向的下风处，有北京的大型居住区天通苑。再远一点儿，还有另一个大型居住区回龙观。
遗憾的是天通苑居民大多对此事不热心。天通苑距阿苏卫有十几站公交路程，他们闻不到阿苏卫已有的填埋气味，对反对焚烧兴趣不大。
“终于轮到有钱人倒霉了。”奥北人在天通苑论坛上发帖时，甚至收到幸灾乐祸的回复。
阿苏卫附近的奥北地区包括保利垄上、橘郡、汤HOUSE、纳帕溪谷等十几个高档社区，多数房产市值超过千万，在天通苑居民眼中，奥北人是不折不扣的有钱人。
附近的太阳城老年公寓也曾经是坚决的反建力量，在2009年7月，这一公寓的500名老人曾联名反对昌平区穿过小区修路的计划。在很多维权活动中，老年人往往是中坚力量——他们不怕威胁、有大量时间。
“太阳城的业主们多数是离退休的老人，”奥北居民“佰扶勤”(网名)说，“政府努力做他们的工作，说一些北京垃圾处理的大局，保证安全，很快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相信政府了’。”
“我们也相信政府，但是我们不认为选定的垃圾处理方法是最好的方案。”佰扶勤这样回答那些老人。
另一支可以团结的力量则是官牛坊等村的村民，这些村民多以种菜、养牛、开摩的为生。“我们在等拆迁，或者多得一些‘臭味费’。”村民们有自己的计划。
奥北人第一次觉得自己势单力孤，低密度的别墅本来业主数量就少，有的业主则长年不在北京。“我们最多能聚集上百人，像江苏平望垃圾焚烧厂那样，以大规模散步抗议来叫停这个项目，是根本不可能的。”佰扶勤说。
志愿者的研究报告
奥北人等待着阿苏卫项目开环评听证会的那一天，他们决定，好好准备一份材料。
“至少让我们达到能与支持建焚烧厂的专家对峙的水平。”佰扶勤说。
佰扶勤和“谭嗣同”(网名)开始了奥北志愿者报告的撰写工作，这两位投资业人士可以调整自己的上班时间，行动稍微自由些；其他的居民则全力协助他们搜集资料，提出修改建议和采访专家。他们必须弄清楚焚烧发电厂支持者的每一个观点，并逐条反驳。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此事的一位社区居民就是代理销售垃圾焚化炉的，这让大家对技术细节有更多的了解。
这份志愿者调研报告最终定名为《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从1.0版本开始不断添加新内容，到4.1版本，已经有了39000多字，83个图表、47个尾注和1个视频链接。这份报告被他们转发给一切可能起作用的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两会的代表委员。
报告指出混合垃圾焚烧可能造成的危害，并提出一套垃圾处理方案：借鉴“MBT(机械生物垃圾处理技术)＋RDF(垃圾衍生燃料)”模式；先用机械方式把垃圾进行分类，把能回收使用的部分资源分离出来。其中高热值的部分再加工成RDF，借鉴美国纽约采用铁路运输垃圾的经验，将垃圾衍生燃料作为现有的能源设施燃料加以消化；将处理后的垃圾有机质肥料运送到北京周边地带用于改造沙漠。
“北京周边已经有了沙漠，而阿苏卫以北几公里就有一条不常用的铁路线，如果在那里构筑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分离出来的肥料完全可以运到北京的沙化土地，或者干脆运到内蒙古去改善沙漠，种植薪碳林。”佰扶勤说。
这一处理方案被一些主张垃圾焚烧的专家批评为“乌托邦”， 佰扶勤认为这个“垃圾乌托邦”在技术上毫无难度，加拿大和美国旧金山已经基本实现。但是协调垃圾处理、铁路公路运输、电力、规划等部门，就不是市管委能处理得了的，至于利用外省的沙漠进行堆肥的设想，更需要由国家统一协调。
不“辩”不成交
去年12月，黄小山被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邀请，参加了关于垃圾处理的辩论节目录制(该节目至今未被播出)。在录制现场，他认识了北京市市管委的高级工程师、固体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王维平是被栏目组当作一个“主烧派”专家请来的。
那天，大家在演播厅里争得天昏地暗，广东的居民拿出李坑焚烧发电厂的数据质问“主烧派”，主持人不得不多次请观众和嘉宾平静下来。王维平那天抱病参加，他向激动的市民们强调，“我不是主烧派，我始终主张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垃圾焚烧确实是一种处理方式，但不是唯一的。”王维平表达完这个意思，黄小山认为王维平和自己有共识，他在录制休息时间找到了王维平，双方交换了联络方式。
辩论结束后，王维平决定去奥北社区见见奥北居民。市管委官员担心王维平的安全——清华大学垃圾处理专家聂永丰教授曾经去海淀区六里屯焚烧发电厂附近和居民对话，遭到了居民的殴打。
“我的身份最合适，我是民主党派，不是官，是这行‘不能动摇’的专家。我是市人大代表、也是61岁的老人了，如果不是因为市政府参事身份就已经退休了，我早已没有升迁机会。他们会信任我。”王维平还是去了。
奥北的居民曾经说他是“王焚烧”“王自焚”，王维平准备做些事情，洗去这些侮辱性的标签。
在纳帕溪谷的温泉游泳池里，王维平和黄小山一起游泳聊天，坦诚相见。
“你进过垃圾焚烧厂么？”王维平问。
“没进过。”黄小山说。
“没见过你就反对垃圾焚烧厂？”王维平说，“找个机会让你好好看看。”
王维平从奥北回来很快给政府提交了建议，“奥北的居民是讲道理的人，老百姓说垃圾填埋场臭，确实是臭，政府要实事求是讲道理，如果连填埋场都管理不好，居民们肯定都会反对垃圾焚烧。”
这个建议提出后，市管委责令垃圾填埋场进行整改，“2000米外不许闻见臭味。”臭味开始有所减少。王维平和奥北人之间的信任增加了。
“往深里说这是民主政治问题，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民主就应该具有协商性，现在的市民和政府没有一个协商机制。”王维平说。
王维平担起中间人的角色，先后五六次去阿苏卫与奥北的居民们沟通，黄小山和其他居民代表也回访王维平和市管委各部门，奥北的“志愿者团队”利用这个契机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和一份垃圾处理方案，并联系了几位日本垃圾处理专家，请他们和官员交流比垃圾焚烧更好的方案。
在王维平的努力下，市管委决定进行一次对日本垃圾处理机构的考察，王维平更建议邀请黄小山一起去，市管委批准了。接到王维平电话时黄小山正在埃及度假。
“那天我乐得像个孩子，”黄小山说，“老百姓多容易满足啊，哪怕是小小一点积极表示，都会让我们感动很久。”黄小山把好消息告诉了邻居们，“大家提前过年了！”
“比三甲医院还干净”
临行之前，黄小山在新申请的博客上这样写道：
“临行喝大家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时令不好，阿苏卫垃圾臭，乡亲们要把门窗关紧喽。……”这篇恶搞版的《红灯记》选段隐隐暴露了他的担心。
黄小山担心“乡亲们”会认为他被“招安”了。“你知道我这几天活得多累么，”黄小山说，“我和他们(其他团员)的关系很微妙，客客气气的，他们对我有点儿信任，又不能完全信任，有些事我得等他们睡了之后才能做。”
黄小山偷偷溜出去过两次，一次去见央视的记者，一次见两位日本垃圾处理专家。
“我托朋友找到了东京的两位固体垃圾处理方面的教授，问我接下来的几天该注意看什么、问什么。”他说。
“第一天我们去了垃圾中转站，”黄小山说，“咱们印象中，这类建筑恨不得200米就能闻见味，但日本的中转站不是，看起来跟北京的国贸差不多。”
“我非常严肃地说一句，那里窗明几净、灯火辉煌，绝对比北京的三甲医院还要干净，我张着嘴进去的，张着嘴出来的。”黄小山说，“日本人把我们拦住换拖鞋才让进。后来参观垃圾焚烧发电厂也换了多次拖鞋。”
同去的市管委工作人员张红樱在自己博文《日本垃圾处理八大怪》里则提到了另一种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沟通——服务式的沟通：“游泳馆傍着厂盖”和“二手家具抢着买”。
日本的垃圾处理中心不仅用焚烧垃圾的热量给周围居民提供恒温游泳池水，还修复清洗很多丢弃的旧家具，以极低的价格售卖给周围的家庭主妇。
在国内，法律专业出身的黄小山研究了很久垃圾处理方面的文献，在日本参观时，他总是最后一个发问，却经常问出令日本人“瞪大瞳孔”的问题。“好专业，好专业。”日本人喃喃地说。
王维平也对黄小山的进步刮目相看，他甚至开玩笑说：“你来考我的博士吧，我说认真的！”
那两天黄小山的生活几乎是连轴转，白天考察回来，晚上写博客。同为考察团成员的《人民日报》记者孙秀艳这样写道：“已经是深夜里，‘驴屎蛋’的手机还不停地响起，国内的媒体还在催着他要素材。”
“我们不能走日本走过的弯路，如果不立法、不分类，就坚决不能进行垃圾焚烧。日本人会把垃圾分成很多类，每类垃圾都由专门的垃圾车运送，车上会写着可燃类、厨余类……而北京的很多小区，放了四个垃圾桶，标注着分类，有认真的人想要分开丢垃圾，垃圾车开过来，也是哗啦一下，把四个桶倒在了一起。”黄小山说。
在30年前，日本也没有垃圾分类概念，垃圾都是混烧，结果成了二恶英排放大国。后来日本意识到这种焚烧方式的危害，才大规模实行垃圾分类。
“我不相信这是两国国民素质问题，”黄小山说，“我们有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如果政府努力推行垃圾分类，根本就不是问题。”
“如果前端的处理、分类做好了，后面即使实行垃圾焚烧，大家也不会这么担心了，如果中国的垃圾焚烧厂能做得像日本现在这样，我也愿意住在它的隔壁。”黄小山说。
“和平解放阿苏卫”
黄小山回到北京之后，奥北居民们决定好好为他接风，王维平被当作贵客邀请参加，尽管大家可能仍有观点分歧，但王维平已经被奥北人视为朋友。
“你们谁去年骂过我啊？”酒过三巡，王维平笑着对奥北的居民们说。
佰扶勤有点不好意思：“我可能说过您王焚烧，给您起外号不好，但是我没说过您‘王自焚’。”
“那时大家都很激动，对不起王老师了。”大家向王维平敬酒。
市管委决定在“两会”过后拿出考察团的考察报告。黄小山则准备去一趟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看看国内的垃圾焚烧设备情况如何。
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北京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是两个已经建成的项目，遗憾的是，这两个单位都遭到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
和日本的垃圾焚烧厂相比，中国的垃圾焚烧项目并不欢迎周围居民参观，高安屯运转了一年多，仍然处在“试运行”阶段。农忙时期，高安屯甚至会因为拉闸限电，无法开工。
没有分类的垃圾难以焚烧：北京的垃圾厨余垃圾很多，水分高，这些垃圾很难燃烧，为此曾经出现过“全市优质垃圾支援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情况，别区的优质垃圾送去给高安屯烧，高安屯把不适合焚烧的垃圾送给其他区的填埋场填埋。
对垃圾焚烧炉来说，一旦停电或者垃圾供应不上，停炉和重新启动的过程中最容易产生大量二恶英。
“请政府先把李坑、高安屯这样已经建成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变成垃圾焚烧的‘样板间’，以便让居民安心，”黄小山说。
“也许最后阿苏卫还是会选择焚烧的处理方式，”黄小山说，“但是我们已经发出了声音。希望市管委能够把我们看到的一切汇报给郭金龙市长、黄卫副市长，让他们听取市民的声音。”
佰扶勤说：“我相信民众和政府坐下来交流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日本归来后，知名度暴增的黄小山接到了广东番禺民意代表“阿加西”(网名)的邀请，希望他也能过去帮助达成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沟通。黄小山兴奋地来邀请王维平，如果“解放”阿苏卫的同时，能够把番禺也顺便“和平解放”了，那真是善功一件。
王维平认真地劝这位比他年轻13岁的朋友：“驴屎蛋，这件事要番禺人自己解决，因为你我都不是当地居民，无法代表他们。我只是北京市的人大代表。我们更不可能代表当地政府，他们必须找到更合适的中间人，来沟通他们和他们的政府。”★
桂平：垃圾引发的官民危机
一项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预计投资8000余万元的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等着要上马，地方政府着急不能按时向上级交差，群众关心的是有没有危害健康之虞，沟通的不充分让双方陷入僵局
本刊记者/李邑兰(发自广西桂平)
村口的一堆稻秆被点燃，这暗示着政府的“垃圾宣传队”要进村了。
闻“狼烟”而动的几百名村民迅速聚集到晒场上，只留下老人和小孩看家——这是他们的策略，以“不对抗、不接触”的方式与宣传队展开拉锯。
中了几次“空城计”的宣传人员索性不来了，大喇叭宣传车替代了进门入户，做起群众的“思想工作。”
每天早上九点，宣传车就开始在村口反复“嚷嚷”：“广西桂平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是列入国家2009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新增中央预算项目，项目选址可行，废气达标，要顾全大局……”
机械的宣传在村民们看来“毫无感情可言”，有人干脆捂着耳朵绕行，“宣传车”与村民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到底谁在代表民意”
生活变成这样，起因于一纸“桂平市人民政府征地公告”。
公告发布于2009年6月23日，称广西桂平市拟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项目”，通过修建垃圾堆肥厂、填埋场等方法，以消化市里日益膨胀的生活垃圾。
项目选址距市区约21公里的下湾镇石塘屯东南面，下湾镇龙岭村、团结村和社步镇宁江村的近300亩土地将被征。
据桂平市发展与改革局局长梁均荣介绍，该项目的选址“经过了前期大量的环境评估研究和可行性研究”。
村民们不明白，“可不可行难道不应该先听听我们的意见么？”
团结村四大队队长莫与信曾在2008年12月11日参加过一次“桂平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项目座谈会”。共有15人参加，除了莫与另外两名村民代表之外，其余都是来自市建设局、环卫处、环保局等党政机关的官员。
“会议开了一个小时，基本都是领导说话，我们没有什么说话的余地。”莫与信回忆，“其中一位领导说，你给(征)也要建，不给(征)也要建，态度很强硬。”
社步镇、下湾镇随后召开了党支部讨论大会，召集所有党员干部前来投票表决是否同意搞垃圾填埋场，75岁的社步镇宁江村老村长陈章生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当时党员有20多人参加，没有一个投赞成票的。”陈章生说。
然而在市政府委托贺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制作的环评报告中，公众参与环节呈现的绝大多数却是赞成意见。比如，2008年12月12日编制的一份《桂平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项目公众参与调查表(群体访谈)》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注意到，在近80名受访者中，有90%来自桂平市政协、政府办等相关部门，他们对“污垃工程”的态度基本是“十分必要”“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余下的10%才是村民代表，他们的意见栏上写着：“不是在此地堆放垃圾、进行垃圾处理，无环境污染、无臭气味的，可上该项目。”也就是说，村民代表们并不赞成最初的选址。不过，这些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
“到底谁在代表民意？”村民们糊涂了。
“不容商量的口气”
早在征地公告现身前，“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项目”已经动工了两次。动工时间分别是2009年5月11日和2009年6月18日。
“都是早上八九点钟，几台推土机开到了下湾镇的公路边上，准备挖一条通向垃圾填埋场的路。”村民梁厢说。
村民们的抵制方式，就是一台推土机前站上几十人，不允许推土机往前作业。
因为遭到阻挠，推土机只在农田上留下了几道碾痕就撤退了。
梁厢曾经写信给桂平市政府，要求召开征地听证会，但消息很快就石沉大海了，最终等来的只有这纸公告。公告宣称，被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限期20日内办理征地补偿登记，预期不办理者，将视为放弃补偿。
“冷冰冰，一副不容商量的口气。”梁厢说。
村民们很担心专家们所谓的“300米安全距离”是否真的安全，尽管桂平的垃圾填埋场已经将安全距离拉到了600米。
目前对于“垃圾处理厂距离居民区多远”才安全始终没有定论。出自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之口的300米安全距离，其依据是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新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还有一些专家认为，700米才是安全距离，实际上没有一个确切的国家标准。
而对于专家们关于填埋场有“20年安全寿命”的说法，更让村民们忧心。“20年以后呢，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全就不考虑了么？”
公告贴出后不久，24岁的宁江村青年莫福林就被退了婚，对方给出的理由是“不愿挨着垃圾堆闻臭味，不利于下一代。”同村的另外两名男青年也遭遇了相同的情况。“2009年，我们村没有一家婚嫁。”莫福林说。
这让村里人更觉得垃圾处理厂不能建了，“不吉利”。
宁江村宁冲屯的土地庙前已经聚集了上千号村民，“我们拜了土地公，誓要保卫我们的家园。”村民梁厢说。广西桂平，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发起地，用当地人的话来说，“我们一直都有抱团的精神。”
升级了的对抗
两件看起来和“垃圾处理厂”毫无关联的事，却让村里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一件与没有邮戳的快递有关。
2009年10月15日下午1点，社步镇邮电所邮递员张敏聪到宁江村送快递。快递封面除了写明寄件人“桂平国土资源局”和收件人外，并没有加盖桂平市邮电局和社步镇邮电所的邮戳。
“当时觉得很奇怪，就问邮递员：是谁叫你来送信的。”收件人之一的梁树永说。邮递员张敏聪支吾着，迟迟不肯讲明邮件的来由，这更加深了村民们的疑惑。
梁树永拆开快递一看，原来是一份桂平市国土资源局征地的协议。
“一定是要骗我们签字卖地！”有人开始嚷嚷。村民随即愤怒了，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在人群中蔓延。村民们拦住了邮递员不让走，一定要讨一个说法。
下午5点，在僵持了近4个小时后，“邮戳事件”以桂平市邮电局经理潘立波签字证明“是我局人员一时疏忽，造成群众误会，愿承担一切责任”而告终。
另一件事，是桂平市警方展开的新一轮“打黑除恶”大行动。
“凌晨4时，桂平市警方在社步镇宁江村铲除了一股农村恶势力，15名涉恶人员纷纷落网。”这是当地媒体《贵港日报》2009年11月20日的一则消息。
宁江村村民阿凤一家四口均以“公开聚赌”为由被捕。“天还没亮，警察把我们家门打烂了抓人。”阿凤说。阿凤否认“聚赌”罪名，她说，“只是因为在村中开了一家杂货铺，因为地方敞亮，平时村民们都喜欢上我家坐坐聊聊。”
有些村民开始猜测，“是不是觉得我们在商量什么，要抱成团反对建垃圾处理厂，才这么做来打乱我们？”
那段时间，成了惊弓之鸟的村民们晚上不敢在家过夜，在离村不远的山岭上，用几根木棍支起一个雨篷，再用稻草铺成床垫，就这样20户一个山岭聚集着露宿野外。
“白天下地干活，晚上都去岭上睡。”村民莫鸣说，“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起身。”
“打黑除恶”六天后，“垃圾处理厂”工程就第三次开工了。
这一次，桂平市政府派出了400多名武警和100多名市、镇直属单位干部维持秩序。现场还有钩机4台，铲车2台，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大型客车等105辆。
闻讯赶来的村民被人为构筑的防线堵在填埋区外。有一些村民突破了防线，企图阻止铲车作业。两名村民被警棍当场击晕，另外两名被放出的警犬咬伤。
第三次开工的尝试最终以政府的妥协收场。而此时， 冲突双方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牌牌都出尽了”
为了缓和紧张关系，桂平市政府也采取了措施，譬如组织村里有卫生经验的医生和有文化知识的中学生、教师参观在建或已建好的“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张贴宣传资料、在学校开设生活无害化处理课、开辟专门的“无害化”宣传长廊等等。
“我们该采取的沟通办法都想尽了。”桂平市发展与改革局局长梁均荣说，“集合群众统一宣传也用过了，但是两三百人在一起，是很难解释的，你的嘴巴有多大？你一嘴，他有五嘴、十嘴，一百张嘴。”
“再来就是单门进户，一对一解释”。可是村民们统统采取“不对抗、不接触”的“回避”策略，“根本不给机会听我们解释”。
桂平市市长杨评防说，“我们甚至怕宣传资料太厚群众看不懂，还把有关的规定、知识全部浓缩成一张纸，一二三四五列出来。”
梁均荣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社步镇人，为了建这个垃圾处理厂，他没少受家里人埋怨。“村里人要挟我，说就是你把垃圾带回家。”
“我是亲情牌、友情牌、同乡牌，牌牌都出尽了。”梁均荣说。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一定要坚持推进，必要时还要强力推进。”项目迟迟无法动工，桂平市市长杨评防感觉“压力很大”。
来自桂平市环卫处的数据显示，桂平日清运垃圾量是200吨，而目前该市采取的清运方式还是传统的简易堆置式，垃圾“围城”的危险已近在眼前。
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份《关于全面推进城镇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决定》提到，“2008年至2010年底，所有市、县(区)和国家级、自治区级园区要建成污水垃圾处理厂(场)。”
第三重压力来自2007年通过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桂平市的垃圾处理项目是列入“十一五”规划的重点投资项目之一。“8000多万的投资进展如此缓慢，我为此已经三进自治区检讨了。”杨评防说。
“垃圾处理厂填埋区的选址有很多严格的要求，绝不是哪一个领导头脑发热圈个地就能算数的。”桂平市环保局局长林焕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建垃圾处理厂，相关部门前前后后考察了桂平17个区域，“只有这里才比较合适。”
“我们反对换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这个地方搞不下去就换个地方搞，别的地方会以更大的抵抗来对付你。”林焕祥说。
然而，对于如何解决目前官民拉锯的局面，桂平市似乎并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这也许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杨评防说。 ★
一袋垃圾搅动的公共生活
这个25岁的女孩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扔出的那一袋垃圾，正怎样悄然地搅动着这座城市。而围绕垃圾处理，有必要展开更为广泛的公共参与
本刊记者/王婧
贺蓉欣把手一扬，一袋垃圾划出一道弧线，“啪”地一声，稳稳地落进小区内那个大大的垃圾桶。她甚至不用停下脚步，就继续匆匆地赶去上班。
这是她每天的习惯，早上出门上班时，都会随手把家里前一天的垃圾带下楼扔掉。有时是一个垃圾袋，有时是两袋，甚至三袋。
这个25岁的女孩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扔出的那一袋垃圾，正怎样悄然地搅动着这座城市。
垃圾增长与GDP一样快
这是位于北京市西二环附近的展览路小区，1998年兴建的6层楼房已经略显陈旧。贺蓉欣丢出的那一袋垃圾，很快被别的垃圾淹没，沉到了垃圾桶的底部。随后，环卫工人到来，把这桶垃圾装上垃圾车。
这天她扔出的是空可乐瓶、旧皮鞋、头天吃剩的大白菜，还有一个礼品包装盒。它们与这座城市近1800万常住人口丢出的其他垃圾加在一起，将共同打造出“北京日产垃圾1.8万吨”的惊人数字。
这些垃圾日益对北京形成合围之势。在自由摄影者王久良精心制作的“北京垃圾地图”上，400多个超过一万平米的垃圾场被标成黄色，这些鲜亮的黄色密布在北京五环和六环附近，像巨大的包围圈，紧紧箍着这座城市。
“垃圾围城”，这是王久良给这个仍在继续更新的“北京垃圾地图”项目的命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像贺蓉欣这样的外来者怀抱梦想来到北京，城市便像大饼一样逐渐摊开，直至逼近那些垃圾场。1990年北京一年的垃圾总量还不到200万吨。那时，城市规划者们非常清楚，对于垃圾填埋场这类公共设施，一定要远离居民区，远离城市中心。
然而城市扩张速度之快似乎超出了他们的预期。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称，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将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北京已经提前十年突破规划，随之而来的是，北京的年垃圾总量猛增至672万吨——这些垃圾足以形成一座占地36公顷、高40米的垃圾山。
在这个飞速城市化的国度，垃圾不仅仅包围北京，也在包围全国各大中小城市。2007年，中国655个城市的垃圾总量达1.25亿吨，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8%～10%的速度增长，其增速几乎与GDP增速比肩。消化这些垃圾，成为亟须解决的难题。
焚烧突围？
接下来，贺蓉欣的这袋垃圾将被运往15公里外的大屯垃圾转运站。那双旧皮鞋和白菜叶与其他垃圾一起被倒入一个送料系统。大约10多分钟之后，它们就被压缩成了“垃圾块”，再被送入另一个转运车中。这个目前国内日处理垃圾量最大的转运站，每天可以处理垃圾1800吨。
北京市目前共有23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1.04万吨。这意味着，这个城市每天都有8000吨的垃圾无法处理。在中国，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
更多的地方没有垃圾转运站。在郊区，经常一夜之间就会冒出好几个零星的垃圾堆，也许就逐渐成了附近居民固定的“垃圾场”。
焚烧，似乎是让如山的垃圾从眼前消失的最快捷方式。这种“减量快”的方法，早在50年前，就已经被人多地少的日本率先使用。上个世纪60年代，在日本一哄而起建起了6000多座垃圾焚烧炉，随后，是德国和美国。
但在中国，目前最常用的是垃圾填埋法，这是一种简易、随意、低廉、省工的方法，因无须太高的技术含量而极易被采纳。北京环卫集团的一名负责人曾回忆，“过去我们业务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下一个露天堆放场，堆满一个坑再找下一个，就这样一直从二环堆到三环、四环、五环……”
然而在土地越来越稀缺的大城市里，要找到这样适合垃圾填埋的大坑，已经越来越难。此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垃圾排放的渗滤液可能对土壤和地下水带来污染。
2001年前后，受北京市政管委的邀请，国家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曾带队对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填埋场做过地下渗漏污染检测，当时向市政管委报告的实测数据就已显示，“垃圾填埋渗漏污染的后患不可低估，可能会影响到周围民众的健康。”
垃圾焚烧炉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986年11月。那时，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市已经以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发展了6年，然后，垃圾焚烧炉就成了这个超常规发展城市的必需品。
政府似乎倾向于引进垃圾焚烧炉。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指出：鼓励“在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稀缺地区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大力研究开发和推广利用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提高国产化水平，有效降低成本，促进垃圾焚烧技术产业化发展。”
一时间，神州大地上大规模的垃圾焚烧项目纷纷上马。截至2008年，中国的垃圾焚烧厂达86个。超过70%的生活垃圾焚烧厂集中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80%以上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建于最近五年。
而根据一份《2010年中国能源重大新开工施工项目纵览表》的统计，仅2010年，中国拟建设的垃圾电站项目就多达41个。
烧还是不烧
对贺蓉欣而言，如果垃圾焚烧厂与自己相隔十万八千里，那么，建还是不建，建在哪里，“那是政府应该关注的事情，与我无关”。甚至，她会说，“这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换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如果偏偏建在你家附近怎么办？”
“那我换个地方租房子呗，我可不想住在垃圾厂旁边。”
此时，这个女孩丢出的那袋垃圾，已经被压缩成块，运往离40公里外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
垃圾转运车载着贺蓉欣的那袋垃圾，盘山上到顶层正在填埋垃圾的位置，倾倒下满载的垃圾，惊起一片正在觅食的乌鸦和麻雀。在这个填埋场，垃圾已经在地面上形成了约50米高的梯形堆体，垃圾堆四侧的膜上还铺上土层，种植了绿草、月季等植物，一边架上了巨大的铁丝网。
这个于1994年投入使用的填埋场，目前已是超负荷运行。北京市政府正打算要在这里建一座垃圾焚烧厂，以提高垃圾处理能力。但烧还是不烧？政府有关文件里明确鼓励的措施在民众这里遭遇了强烈的质疑和抗议。
一项研究结论给垃圾焚烧厂附近的居民带来某种恐慌：“焚烧垃圾会排放大量的二恶英类污染物。”这种可导致胎儿畸形的一级致癌物难以降解，是持久性污染物，据说一旦进入人体，10年都难排出。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发表的《焚化炉与人类健康》报告指出，“焚化炉特别是固体废物焚化炉，已被发现为排放二恶英的主要源头，估计约占各工业国二恶英总排放量的四至八成。”
尽管专家们解释，只要焚烧温度高于850摄氏度，二恶英就不会产生，现有的垃圾焚化技术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排放是可防可控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反烧派”专家赵章元说：“现在世界各地焚烧都表现出理论上和设计上没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保证。日本焚烧确实摸索出些经验，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惨痛的，被焚烧污染的多项数据都居世界最高值。”
一个明确的事实是，2006年中科院环科中心调查了中国4座近期建立的垃圾焚烧炉，这些“最现代化”的焚烧炉在运行了短短2～5年后，焚烧厂区半径500～ 2000米的土地上，二恶英含量均出现了大幅上升，其中3个焚烧厂区内二恶英浓度均严重超标。
这是贺蓉欣每天早上随手扔出一袋垃圾时所没有意识到的可能性后果。
一场场反垃圾焚烧运动随之在各大城市轮番上演。2008年10月，在江苏吴江平望镇，数千居民聚在吴江垃圾焚烧发电厂并点火，一度拥堵了国道。最终这个投资3亿人民币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被紧急叫停。
类似的，重庆长生桥，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广州李坑、花都、东莞、佛山，深圳白鸽湖，武汉盘龙城，苏州平望……各地民众均采取“散步”、上访、堵路、车队游行等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垃圾焚烧项目的质疑乃至反对，涉及人口达数百万人之多。
焚烧的利益链
如果按照北京市政府的规划，来自贺蓉欣所在小区的垃圾将有机会进入垃圾焚烧厂。
市政府原本打算在2015年前投资100亿元兴建40座垃圾处理设施，其中包括9座垃圾焚烧厂。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就是其中之一。
但这个计划看起来需要暂缓。同样暂缓的，还有江苏吴江、广州番禺等地的垃圾焚烧项目。
“主烧派”专家的种种解释，没能够获得民众的普遍信任，甚至他们被发现其专家之外的种种身份“与垃圾焚烧项目有直接的利益关联”——比如，北京市政府技术顾问聂永丰是“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申请人，而声称“烤肉产生的二恶英比垃圾焚烧高1000倍”的舒成光是全球最大的垃圾处理企业之一美国卡万塔的中国区副总裁、首席技术专家。
垃圾焚烧超越了技术之争，使政府和专家们面临一场更大的信任危机。民众甚至进一步质疑，打着公共设施的牌子，垃圾焚烧项目是否以赢利作为第一目的。
由于垃圾焚烧厂在部分官方语境中始终是环保项目的典范，几乎等同于“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此，各地政府给予垃圾焚烧厂一定金额的补贴，一般是50～140元/吨。业内人士称，只要补贴在每吨60～80元，企业就有赢利的空间。此外，垃圾焚烧厂还可从发电业务中获得收入。根据有关规定，国家为扶持再生能源项目，除保证垃圾发电的电量全部收购上网外，每度电还补贴0.25元，同时免征增值税、减免所得税。
垃圾处理费补贴和上网电价收入成为垃圾焚烧发电厂成本补偿和利润的主要来源。有人曾计算，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处理厂每日处理垃圾1040吨，每吨垃圾可获运营补贴124元。仅此一项，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年利润额高达1.2亿元。
人们还试图厘清垃圾焚烧背后更多的利益链条。
有人检索资料，试图证明垃圾焚烧在国外已经成为“夕阳产业”。比如1999年《日本时报》报道：由于多年的垃圾焚烧，日本大气中的二恶英平均水平，已经是其他工业化国家的10倍以上。正因为其对环境的巨大危害，日本高峰期建设有6000多座垃圾焚烧设施，但到目前仅存1280座，已经有4720座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停止使用。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都早已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或部分禁建令。于是“那些在国外卖不出去的垃圾焚烧设备商开始转战中国，利用中国专家来游说政府，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链。”
一个佐证是，综观中国现有的及正在建设中的五十余座垃圾焚烧厂就会发现，大量设备和技术确实来自外国公司。而根据《2009-2012年中国垃圾发电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预估，到2010年，中国垃圾发电行业的年投资额可达800亿人民币。
“垃圾运动”
由垃圾引发的争论并没有至此打住，人们进而质疑政府的决策程序。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民众不依不饶的另一个焦点是：政府信息透明不够，征询民意不够。
“专家论证，政府拍板”的传统决策方式，如今在轰轰烈烈的几场“垃圾运动”过后，似乎有所转变。
在广州番禺，当地政府高层如今连番表态市民是选址何处的第一决策人，承诺环评不通过绝不开工；接着又出台五条意见，其中包括垃圾焚烧厂选址拟进行重新审视和论证，建立科学、民主的政府决策机制，“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
在北京，最坚定的反烧派的居民代表被纳入政府考察团，前往日本考察垃圾焚烧。当地政府还表示，论证过程中将广泛吸取市民意见，不排除吸纳市民推荐专家的可能。而民众自己的调研报告最终被转交到了政府的案头上，可能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资料。
通过这些“垃圾运动”，民众也在完成自我教育。不少人恶补化学知识、医学知识和法律条文，“个人地”收集垃圾处理方案，了解垃圾焚烧的专业知识。
人们发现垃圾分类可以大幅降低污染，在广州番禺，一些小区业主们已经主动提出以后在自己小区实行垃圾分类回收试点。他们建议政府加大在垃圾分类上加大投入，学习欧盟垃圾管理的三个层次——“垃圾产生源头减量化、再生循环资源化，最终处理处置”。
资深媒体人长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得益于全国这些反垃圾焚烧运动，他自己对丢弃的垃圾变得敏感了。而在他居住的小区网络论坛上，就能看到关于家庭垃圾分类方法的热烈讨论。
“作为环保运动的公民社区运动的发展，使社区内的公民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长平说，“这让我们从身边的事情出发，关注垃圾分类，关注政府决策，也促进政府更好地处理这个事情。”
“垃圾运动”还有望向更深层次发展。《中国新闻周刊》获悉的最新消息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由雅昌董事长万捷、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等20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政府在全国推行垃圾分类。
提案由这些政协委员们委托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完成。这家NGO组织的秘书长杨鹏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进行垃圾分类处理是科学利用垃圾资源，包括焚烧发电的重要基础。
这位曾担任国家环保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学者称，在中国的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占60%～70%，含有大量水分，因此一定不能焚烧，而应采用制肥等方式处理，回归自然。塑料占10%左右，这部分垃圾应该回收利用。再把有毒的垃圾分离出去，“剩下的垃圾就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达到日本那样的焚烧水平，我也不反对把剩下的那一丁点儿拿去烧掉。”
有评论认为，围绕垃圾处理这一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有必要展开更为广泛的公共参与。而这究竟会给这个多少年来习惯了“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度带来怎样的变化，贺蓉欣是意识不到的。
这个湖南女孩依然每天丢出一两袋垃圾。在这座还未普遍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她从未注意过，楼下那一排垃圾桶，其实分为蓝色和黑色两种，上面标示着“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字样，只不过目前还形同虚设。 ★
把“垃圾政治”进行到底
文/秋风
这几个月来，广州、北京兴建垃圾焚烧厂的计划，引起规划厂址所在地民众的集体抗议。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似乎也正围绕着垃圾而逐渐生长出来。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虽然政治这个词在中国十分常见，但迄今还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这里所说的政治，不是指构成社会现象之部分、与经济、文化、商业等领域相对的政治领域，也不是指人们经常广泛使用的、与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控制相关的政治。
在围绕着垃圾焚烧厂兴建而发生的事件中的政治，乃是作为解决公共问题、尤其是权利、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的过程、程序意义上的政治。如权威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所说：“政治可以被简要地定义为一群在观点或利益方面本来很不一致的人们作出集体决策的过程，这些决策一般被认为对这个群体具有约束力，并作为公共政策加以实施。”
简单地说，政治就是解决公共问题的一种特定程序，与它相对的是“非政治”的程序。后者可以有多种类型，比如，现代中国历史上，很多知识分子迷信“启蒙”的力量，以为仅依靠言辞的说教就可以解决公共问题。当然，最可怕的、也最常见的解决公共问题的非政治的程序，是某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或者政府对民众使用强力，掌握权力者通过这个非政治的过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弱者，后者根本没有表达诉求的机会。
长期以来，在解决大多数公共问题时，一些政府部门就是如此行事的。垃圾焚烧厂故事的前半部分情节就是非政治的：相关民众根本没有参与，相关政府单方面制定出兴建垃圾焚烧厂的规划。公布规划的时候，相关部门也不提供独立的、可信的污染控制信息。民众对此规划充满疑虑，而政府不顾民众的心态，贸然上马工程。于是，民众做出了反应，比如进行集体抗议，政府也被迫与这些民众进行谈判。
这个时候，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就开始了。这既是因为，观念与社会环境对政府使用强力的本能产生了一定遏制作用，政府表示出了协商的姿态；也是因为，参与抗议的这一群体天然地具有在政治轨道内解决问题的倾向。他们属于中国式中产阶级，具有敏锐的权利意识，也不愿意采取激烈对抗行为。他们是理性的，希望政府与自己进行对话，通过对话找到解决与自己权利和利益相关的公共问题的方案。简单地说，他们渴望政治。
这一政治过程也确实可以为垃圾问题的解决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人们完全有理由假定，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厂的民众是具有正常理智与情感的。假如有充分独立、可信的信息可以证明，通过现代技术进行的垃圾焚烧不会对周边人群健康造成影响，那么，民众的担忧就会减轻乃至消散。即便垃圾焚烧确实可能造成一些轻微损害，但如果政府容许民众表达自己的意见，民众或许也能勉强地容许。即便可能造成明显的损害，但通过政治过程政府同意给予合理而充分的补偿，民众也可能选择让步。
当然，现实中，垃圾政治的过程进行得并不顺利。政府有关决策部门与利害相关的市民之间，似乎还没有找到进行对话的制度化渠道。这样的对话基本上是即兴进行的，随时可能中断。由此可以看出，垃圾政治还停留在最初级的阶段。
垃圾政治正常进行的关键是，政府放低身段，放弃对强力的迷信，愿意与民众一道进入政治过程。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官员在处理公共事务时，迷信强力，故而也就没有形成与利害相关民众进行协商的习惯。这是中国没有政治的根本症结。假如政府能够调整自己的姿态，那么，垃圾政治就可以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利害相关的市民方面缺乏足够的组织性，也导致垃圾政治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强调说，“政治活动具有内在的集体性。”政治展开的前提是社会结构和过程中不同的利益、诉求存在着组织化的代表者，唯有这些代表者可以理性地协商、交换、妥协。很难想象，大众化的群体可以进行这样的协商。
但在中国，长期以来，政府组织的控制范围、深度过于强大，而社会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十分低下，这样，民众要么只能容忍，超过容忍限度就自发地群体性反抗。这种社会特征在民众抗议番禺垃圾焚烧厂的事件中，也可以看出。民众可以基于愤慨不约而同地上街抗议，但这些民众缺乏有效组织，政府有关部门要求与民众协商，民众却推举不出代表。没有代表，协商就无法理性进行，就没有办法通过健全的政治过程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
